《楞伽》异译：谈锡永
在汉土，《楞伽》一共有四个异译的本子。兹分列如下：
⑴北凉昙无谶（Dharmarakeha）译，传为四卷，今佚。
⑵刘宋求那跋陀罗（Gunabhadra）译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，四卷。
⑶北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译，名《入楞伽经》，十卷。
⑷唐武后时实叉难陀（Sikshananda）译，名《大乘入楞伽经》，七卷。
北凉译本约译于西元四一二年，至迟不超过四三三年；刘宋译本译于元嘉二十年，即西元四四三年。
由这两个译本，可见西元五世纪初本经即已流入汉土，是故学者谓本经的结集年代，可能是西元三世纪末期的事，应可相信。也即是说，本经实为继承《般若》系列、《涅槃》系列的经典，结集时期比说‘唯识’的《解深密》系列经典略早，而无著、世亲两位准识大师的出生，则应该更为稍迟。
北魏译本与唐译本，内容跟刘宋译四卷本不同。最重要的分别是，北魏及唐译本在经的开头时，多了一篇《罗婆那王劝请品》（北魏译名《请佛品》），经末，又多了一篇《陀罗尼品》，及一篇《偈颂品》（北魏译名《总品》）这可能是刘宋本于翻译时有所省略，又或者原来的梵本已有残缺。
多了这三品，密乘的意义便跃然于纸上。
罗婆那（Ravana）是药叉王，即是印度神话中的“十首药叉”。关于他的故事，下文还要述及。药叉跟密乘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据密乘的说法，金刚萨垛在须弥山顶说法，受法者为五大持明。这五大持明中便有一位是药叉（其余为天人、人、龙王、罗刹母）。药叉跟龙族和罗刹，其实亦是天人的眷属。他们也有资格可以做天王，例如仞利天的天王帝释，本身即是药叉。本经由药叉王请法而说，所以便有密乘的意味。
“陀罗尼”（Dharani）即是密乘的明咒，其义为“总持”，即谓一首陀罗尼能总持某一法义。每经都有陀罗尼，即谓此经的法义都摄入此陀罗尼中。例如《心经》，其陀罗尼即是“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娑婆诃”，咒义即是谓众生可藉般若渡过生死海，而至解脱岸，此便是《心经》的主旨。
关于《偈颂品》，昔年寂护论师对此极为重视，认为本品已尽摄大乘佛法的正见；寂护跟密乘有很深关系，本身即为显密双修的大师，所以他的观点，实可代表密乘佛学家的观点。
一般的说法，认为两系列不同的译本，北魏及唐译所据的梵本为晚出，多出来的三品，亦为后添的结集，这个说法不尽合理。因为梵文经论时有节本，刘宋本所据，或即为节本，那便不能说结集有先后。据多罗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第二十章，那烂陀寺因法难被毁，经论因而残缺，所藏《楞伽》只余《如来藏品》。吕徵先生认为，此即宋译较北魏本及唐本为简略的原因。
然而未实非只具《如来藏品》，吕先生的意见只宜存疑。揆多氏之意，或以为《如来藏品》特别珍重，故受天龙护持也。
有些学者认为，两种梵本所含的法义有所不同，这说法更值得讨论了。正如慧可所预料那样，后世已将《楞伽》变成名相之学，研究者缺乏实修的体会，于是便容易陷入名相的泥沼，由此才觉得两种梵本有不同的法义，倘能用实修的观点去理解，屏弃对一些名相的成见，则当认为二者的论旨实在一致。
现存三种译本，北魏译本中的误译颇多，这是由于译师仅懂华言，只能语译，而当时笔受的人佛学水平不高，所以便时时误解译师之意。
刘宋译本一向流通最广，达摩持付慧可的“四卷楞伽”便即是这个译本。它虽比晚译者缺少三品，但译笔却极为忠实。缺点是有时造句不依照汉土的文法，仍然保持梵文句法结构的形式，因此变成难读。
至于唐译，毛病在于增添文字以求畅达，但一经增添，有时便容易误导读者。学者说两种梵本的法义有别，除了陷于名相泥沼之外，跟误译与添译的文字亦有关系，盖一不小心亦易受其误导。
我们为了方便读者，仍取刘宋求那跋陀罗的译本作为依据。
对《楞伽》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于研读过本译之后，再取唐译七卷本作为参考。两种译本读过，对《楞伽》的法义或当有会心之处。
